浅析《杂牌军》背后的历史

陈建波

《杂牌军》这部长篇小说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）写的是抗战中一支杂牌军队由鼎盛走向覆亡的过程。这支军队的蓝本原形，取材于抗战时期占据在江苏泰州地区的苏鲁皖游击部队，它的首领李明扬、李长江，时称“泰州二李”，亦即小说里所讲的“吴尚二黎”。

顾名思义，杂牌，即非嫡系。但这支军队之杂，远超过一般意义。它非但没有蒋氏嫡系的印记，甚至连西北军、东北军、川军、滇军等军阀部队都不如。说穿了，它就是一支因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溃退留下一个特殊产物。但就是这么一支杂芜不堪，以“抗日”口号和江湖义气为维系的武装队伍，却在抗战初、中期，参与并制造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，深刻地影响了抗战以及抗战后的历史进程。

前者，是黄桥战役；后者，是臭名昭著的“曲线救国”策略的产生。

先谈一谈黄桥战役。1940年初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，渡江北上，先头部队进入苏鲁皖游击部队防区，首度摩擦，二黎所部败绩，但新四军方面胜而不追，趁势表明要借道东进。“二李”为切身利益计，纵放新四军从防区通过。尔后，新四军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辖势力几度交锋。韩德勤聚集重兵向新四军驻地黄桥发动进攻。三路进攻部队中，“二李”为其中一路。新四军针对进攻，采取了拒、打、拉的区别战术，抵御韩部八十九军、独立六旅和“二李”。“二李”果然深谙默契，在此战中按兵不动，结果，新四军大胜，乘势东进，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师，实现了贯通南北的战略意图。国民党方面，就此在苏中苏北实力丧失殆尽，失去了主导权。

再说“曲线救国”。黄桥战役之后，日伪对这块仍在国民党势力控制下的苏北地盘垂涎三尺。尤其是汪伪政权，自成立以来一直缺乏基本武装力量，处于空架子状态。汪精卫对于“二李”部队心存觊觎，一心想将它收归己有。日伪协同，针对“二李”采取了利诱和武力威逼两种手段，强迫其易帜归降。时值1941年，抗战处于最为艰难的阶段。以“二李”为代表的处于沦陷区活动的国军武装，生存环境愈加艰难。重庆国府无法顾及到他们，任其自生自灭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“二李”施行了一条所谓妙计：分兵两支，一支打原来的旗号，离开泰州下乡坚持；一支投降日伪，企图以泰州城为依靠，互为犄角，暗中联络，形分神不分。

但是，由于这支杂牌部队首开大建制投降日伪的先河，随即国民党部队附应投敌者不计其数，大量杂牌军打着“曲线救国”的旗号，沦为伪军，成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难以洗刷的耻辱。而这样的“妙计”，最后也因为中下层军官被汪伪的分化瓦解而破产。“二李”最后的结局，一为日本人下毒致残，一被日军扫荡俘获。这支杂牌部队就此为历史尘埃所湮没，不复为人所记。

小说的内核重点部分，是“吴尚二黎”（即泰州二李）。它的象征性不言而喻。“二黎困境”，是战、降两难，“二黎策略”，是战、降并行。二黎的选择，正是所谓的“正面战场”和“曲线救国”平行的方式。二黎如同一张牌的正反面，蒋汪岂非如此？当时，蒋介石和汪精卫一个抗日图存，一个变节投降。蒋汪二人的不同选择，或许恰恰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民族困境中的两条道路的选择。最终，历史是仲裁者，它给出了另外的答案。无论迫于什么样的形势，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，投降卖国的选择是永久的耻辱。

在创作这部作品时，笔者有意避免全景式的描述，在历史事实和小说艺术加工上巧妙结合、另辟蹊径，将日、伪、国、共、杂五方势力矛盾的集中点，落实在一个小人物的身上，大处着眼，小处入手，以涉及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视角，展现出那个非常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。一位身世曲折复杂的年轻女教员贾慧，背负着往昔的秘密，潜居吴尚。却在一次日军的轰炸中鬼使神差般地声名鹊起。她所刻意隐瞒的过去，随着她和吴尚军民中各式人物的交往，逐步揭开了神秘面纱。她之后的生活，与这支杂牌军队的存亡纠缠为一体，难分难解。她个人生活爱恨情仇的纠结，也是这支军队进退维谷的写照。

小说中除贾慧外，塑造了诸如林峰、程兴柱、许督军、黄参议等各类正反型人物，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，有力地渲染、衬托了这支杂牌军队悲壮且无奈的覆灭过程。以细节来叙述历史，以芸芸众生来体验历史，从俯瞰的高度逐步地放低并浸沉入个体世界，从而使得历史变得鲜活起来，具有了强大的震撼力和生命力。

这部作品起笔于“皖南事变”之后，收笔于“太平洋战争”爆发。这一个阶段，在中国抗战史上，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。一部分人看不到希望，动摇了抗日的信心。但更多的人在这看似渺无胜机的绝境中，坚持了下来。历史往往是在关键时间的节点和矛盾节点上发生改变，而这种改变的后效，往往是多年之后才能显现。

这是历史的魅力，也是小说的魅力————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