桑给巴尔是热带地区,蚊子自然是那里的“特产”,也是世界蚊子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。但不像传说的非洲蚊子有苍蝇那么大,却却相反,那里的蚊子都很小,叮人的本领可是世界一流的,它们自幼就学会了游击战,善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而且是悄无声息,即飞来飞去没有一点儿声音,动作很快,叮了就跑,当你感觉疼痛时,蚊子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。接着下一只蚊子又来叮你了。甚至好多蚊子同时向你进攻,发动集团进攻的阵势,叫你防不胜防。
蚊子能传染多种疾病,主要的疾病是疟疾。疟疾是桑给巴尔的最常见疾病。当地分为普通型疟疾和脑型疟疾两种。由于当地人对疟疾都有一定的抵抗力,患了普通疟疾,症状就像普通感冒一样,发热、全身酸痛、乏力,服些抗疟药就行了,甚至不服药,扛几天就过去了。若患的是脑型疟疾就危险了,死亡率非常高。就在1994年,我们所在医院的内科主任,和当时我们外科的主任JIDDAWI一样,是桑给巴尔总统从国外请回来的几位当地专家之一,属桑给巴尔知名专家,工资待遇也比其他医生高一些。他患了脑型疟疾,桑给巴尔总统、政府都非常重视,购买了世界上最好的抗疟药和其他抢救药品,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,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其生命。
虽然在当地男人可以同时娶几个老婆,也不搞计划生育,可是桑给巴尔的人口净增长率一直很低,其原因之一就是死亡率较高,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脑型疟疾,其他还有结核、黄热病和肝炎。但当地人患病,不论轻重,都到医院就诊,只要医生给予诊治,死了就死了,他们知道医生不是神仙,不能治愈所有疾病,非常通情达理,医患关系也很和谐,两年里没有发生过医闹。
鉴于非洲疟疾发病率高的历史和现状,我们每一批医疗队每年都有大量的抗疟药物支援他们,有氯喹、伯奎、乙胺嘧啶,还有我国自行研发的青蒿素类;每一批医疗队出发前,卫生厅都要求队员们自备抗疟药物,出发前就开始服用,因为服药一周后才能起预防作用。到了那儿还要按时服药,预防疟疾。还要采取各种防蚊措施,自带风油精、清凉油,还用厚布缝制成高筒袜套,裤子最好也用较厚的布做成。
在桑给巴尔,蚊子是“24小时工作制”,白天也很少休息,照常出来叮人,所以我们不论白天、黑夜都要采取严密的防护措施,在住地常年关好纱门纱窗,经常喷洒药水,出门就穿衬衫长裤,还要穿上高筒布袜套,尤其是晚上在后院乘凉,或是逛街都必须如此全副武装,还要带上扇子,不时拍打驱赶蚊虫和不停的运动以免被它们叮咬。
尽管我们坚持服药预防疟疾和采取严密的防蚊措施,还是无法完全避免被蚊虫叮咬,两年里我们这批医疗队员还是有几个队员患过疟疾。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患的都不是脑型疟疾,但症状都比较严重,一连几天发热,不能进食,全身疼痛乏力,不能上班,都必须输液和静脉应用抗疟药物,可能与我们对疟疾的抵抗力低有关。为什么我们带去的抗疟药物对我们没有效果,而当地人只要服几片就能解决,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无法解释清楚。
1995年4月份,离我们回国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候,奔巴组的翻译周老师来桑岛联系工作,在这个节骨眼上,发起高热,根据症状考虑是发疟疾了,必须每天给他输液。因为我们那个套间的客厅作为“男招待所”,他在输液,我就在床边照顾他,一连几天,免不了被蚊虫叮咬,他恢复回了奔巴。几天后我就发起了高热,同样出现全身疼痛、乏力,不能进食,大家知道我肯定是感染疟疾,因为热带不可能受凉,不会是感冒,不必做特殊检查,当即到药房购买法国产的奎宁针剂回来静脉点滴,也顾不了该药严重的心脏副作用,一连五天,终于控制了症状,体温逐渐降至正常,一周后才勉强下楼了。在此期间,很少进食,全靠静脉输液治疗,一周过来体重减轻了10斤,刚下楼时腿都打晃,但心里非常高兴,终于顺利恢复了。如果患上脑型疟疾,就可能会永远与桑给巴尔人为伴了。曾经有一位医疗队员就是患脑型疟疾,抢救无效而长眠于桑给巴尔,真是为桑给巴尔人民的健康事业、为中坦友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每当我们医疗队有人生病时,大家都热情的相互照顾,就如同亲兄弟姐妹。在我生病的一周时间里,医疗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很关心、轮流照顾我,关注我疾病的每个细微变化,特别是静脉点滴奎宁时,密切观察有没有毒副反应出现。当时我一点力气都没有,全靠输液维持,没有食欲,一周没有下楼,大家都悉心照顾、问寒问暖、端茶送水,那种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特别是我们的厨师叶高义同志,想方设法做些可口的汤,还一直坚持端到三楼给我喝。大家把我们医疗队唯一的放像机搬到我的房间,放录像给我看,以解除孤静,这样的友谊我会永记脑海、终身不忘。
当时我们的蔬菜供应已经非常困难,院子开垦的那点地早已长不出蔬菜,仅剩几颗紫果叶,又瘦又小,只有几十厘米长的藤了,即使把叶子全摘下来也不够大家煮一顿汤,叶师傅每次摘一点,为我们烧一碗紫果叶蛋花汤,每次我都是含着眼泪喝下去的,充分表明我们医疗队员之间的友谊和关爱。一周后我能下楼了,就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往医院上班,去做积压下来的手术。
梅益兴